城市入睡时，总有一些人还在上班。

白居易当官时，曾和同伴“夜直”，有诗云：宫漏三声知半夜，好风凉月满松筠。此时闲坐寂无语，药树影中唯两人。

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人类社会朝24小时不停歇的方向发展，夜班群体随之迅速膨胀。

他们或许是电厂运行人员、道路清洁工、医生护士、民警保安，维系社会的基本运转。他们或许是日内交易员、IT运维、跨国客服，不得不适应国际业务的需要。近几年，为了追赶行业发展速度，互联网企业也在推行倒班制度，许多员工从“996”——早9点、晚9点，上6天班，变为“247”——三班倒，一天24小时，上7天班。

他和小一岁的同事去火车站接人，被认成了同事家长

几个方法让你辨认出身边的“夜班族”。

近距离观察，痘痘、黑眼圈、肤色发白、脸泛油光。夜间不得休息，他们的皮肤多少出了问题。身材上也能略窥一二，大腹便便或瘦骨嶙峋，夜间进食和饮食不规律所致。

若他们在阳光下无所适从，甚至表示讨厌阳光，可能性则有了七成。他们是生长在黑暗中的动物。

最后一招，问他年龄。看着像32，却说刚满23，边摸头发边自嘲“第一批90后已经开始脱发了”，八九不离十，夜班族!

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将夜班定义为上午7点至傍晚6点之外的工作时间。

夜班族内部有着物理界限明晰、心理界限模糊的区分。“固定夜班族”和白班夜班轮换的“倒班族”就有所不同，前者同情后者“生物钟频繁打乱”，后者可怜前者“长年不见天日”。

形形色色的夜班族，因“黑白”的颠倒，逐渐丧失对身体、社交甚至整个人生的控制权。

谷明在东北从事电厂运行工作，常见的“五班三倒”，隔天一个夜班。

刚进电厂时，谷明是个20岁出头的帅小伙。“后夜班”凌晨2点到上午9点，无论上班时多困，下了班立马精神百倍，他和同事们索性不睡，上网吧打游戏，或去吃火锅、烧烤。

那会儿他觉得倒班大把休息时间，没什么不好，何况年轻人哪个不熬夜?顶多埋怨后夜班起床困难。

未满两年，当年的帅小伙谢顶了。

老同学聚会，大家约好了似的，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头发)怎么掉这么多!”

类似的尴尬在两年后接连出现。他和小一岁的同事去火车站接人，竟被认成同事家长，一见他便喊“舅舅”。

两鬓光秃秃的他参加前女友婚礼，阔别两年的前女友见到他，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受啥打击了?”

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把通宵工作列为“可能致癌”因素，其他已知的致癌物包括肌肉增强剂、紫外线辐射及柴油废气等。

谷明觉得，“头发掉成这样，能重来一次，就是多给我2000元，我也不倒班!”

大学时他是篮球队队长，头发茂密、身材挺拔，“那是相当地帅”。“没想到倒班几年成这样了。”他遍尝百法，黑豆黑芝麻、头部按摩、“霸王防脱”，但都效果平平。

找对象成了难题。谷明交往过的一个心直口快的女孩，经常以开玩笑的语气说，“你这头发掉得，比我爸还少了!”“你看你这两根毛，跟陈佩斯似的。”

作息不一致也是一大困扰。女友周末想出去约会。一开始，谷明羞于拒绝，下夜班没休息也硬扛。相处时间一长，女友周末邀约，谷明直接说“不想出去”，有时态度还不好。次数多了，女友成了前女友。

女友如此，朋友更“难逃此劫”。纵使白班夜班的轮换很规律，倒班8年来，谷明身体越发扛不住，睡醒后浑身疲惫。头两年，他下夜班后常和同事喝酒唱歌到天亮。渐渐地，周末朋友找，“出来!”“累了。”有时下夜班后电话过来，谷明直接吼回去“干吗呢”。

如今，谷明已调离倒班岗位，但冬天半夜起床上班的经历仍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

那是深夜1点30分，室外零下20摄氏度，闹钟铃声把谷明“吓一哆嗦”。当设定好的3个闹钟依次响完后，谷明梦游似地爬起来，闭着眼睛穿衣。毛衣和绒衣正反面无甚差别，好几次去到单位，他都被同事笑话穿反了衣服。

在微信朋友圈里点赞，“不能让他们忘记我”

在深圳工作的物流营业员葛政常去一家麻辣烫小店和“沙县小吃”，夜里他总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把大海碗的麻辣烫或一个鸡腿饭加一盘蒸饺填入胃里。

每天下午5点半到次日凌晨2点半上班，来往物流公司和住处的路，葛政熟知周围环境，走大路有路灯和渣土车，走小路只有黑夜和蛙鸣。

回到20平方米、无空调、无窗户的“鸽子笼”里，他却无心入睡——夜班族此刻入睡难度相当于普通人晚饭后倒头就睡。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朋友动态，葛政想评论也不知说些什么。但他会给人们点个赞，“可不能让他们忘记我了。”

睡不着时，他玩游戏、看直播，辅以大量加冰饮料，直到天亮。这样的状态持续3个月后，一天下午醒来，他往镜子前一站，惊呆了，“这个眼圈黝黑胡子拉碴发际线靠后的死胖子是我!”他看到自己脸肿了一圈，感觉“脸上的肉随时会爆炸”。

葛政被身体发出的信号吓了一跳：10分钟前经手的物流单号，再一次看到，他却毫无印象;明明刚吃过饭，同事问他吃了没，他愣是搜寻不出任何吃饭的记忆;客户玻璃瓶碎了，同事托他明天调取监控，查明是哪个部门疏忽。这件事起床时他还记得，到公司后全忘了，两三天后又才想起来。

手脚也开始不听使唤，他想拿杯子，手却不能即时作出反应，“有0.12秒的延迟”。

2014年10月，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发现，夜班可导致生物钟紊乱，影响肠道菌群，出现肥胖和新陈代谢问题。

葛政害怕“不知道升职和猝死哪个先来”。他辞职了。然后他顺便做了体检，轻度脂肪肝，转氨酶偏高，血压血脂血糖分别有不同程度的超标。

父亲看到结果后，忍不住用方言骂了出来，然后说：“一个20多岁的人，身体像四五十岁的一样!”

“如果再来一次，绝对不上夜班。”葛政说。

“白天睡多久都不如晚上睡舒服”

逻辑严谨的IT运维人员刘维，自北方南下打拼。他声称，如果负面情绪的总和是10，那么工作占2，地域差异和夜班各占0.5，蟑螂占7。

刘维用排比句来形容自己的“懒”，因为懒，他没能好好经营一份感情;因为懒，日语学习一拖再拖;因为懒，家搬得离公司越来越近;因为懒，学习了双拼输入法……

在社交网站上，刘维曾列出频繁换班对自身的6点影响。他的上班时间多变而混乱——7种排班，一月换一次。

多变的作息，多变的进餐时间。上午7点到下午4点半的班次，他早晨5点半起床吃早餐，中餐、晚餐正常。

下午1点半到晚上10点半的班次，他在上班前40分钟起床，买冰淇淋作午餐，工作中跳过晚餐，深夜下班后在路上用炸土豆条、豆腐干等小吃当晚饭。

晚上8点到次日上午8点的班次，他晚餐正常，若晚间肚子饿，则在路边摊买热干面、鸡蛋饼、锅盔、面包充饥，早餐公司食堂提供，中餐省略。

但这只是理想状态，不规律的进食让他的胃常处于没缓过劲的状态，加之南方天气炎热，他常常到了饭点也不觉饥饿，赶上中班和夜班连轴转，每天一餐的情况会持续一星期。

如若两天夜班后紧接一个白班，他将受尽不得入睡之苦。上午9点回到住处，呼呼大睡至下午饭点。夜深无倦意，考虑到明天早上要8点到岗，强迫自己入睡。但往往直到凌晨4点睡意才被唤起，此时距离到岗时间仅4小时，继而担忧自己睡过头，不敢入睡。

即使是平时，他也难睡好觉。工作要求时刻保持电话开机，他常被电话吵醒。楼下是闹市，遍地餐馆小摊。白天睡觉有蟑螂药推销员和抄燃气水表者轮番打扰，不得安宁。住所采光不好，屋内昏暗，每当夜班过后，下午睡醒，刘维总得发呆好长时间，“不知今夕是何年，沧海或桑田。”

夜班族自古有之。夜间，更夫报时、衙役巡逻、官员起草公文，以备不时之需，维持社会运转。古今不变的是，夜班族皆以夜班为苦。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载：“闻近日中翰以夜班为苦，互相推避。”据世界劳工组织报告，41%的人不愿意参加三班制劳动。去年，一家招聘网站对95后“夜班族”的调查显示，客服、酒吧员工、设计师等夜班岗位均有超过25%的人考虑换工作，在快递员、仓储等岗位中这一比例达到60%。

国内外诸多学者努力探寻合理的夜班制度。争议颇多，尚无定论。有人认为，相对于不停倒班，固定夜班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生物钟，不至于影响人体睡眠饮食节律。

身处中国却照美国时间生活的李衷恐怕没法同意——除非完全隔绝社会联系，否则固定夜班族也难逃生物钟被扰乱的命运。

李衷是一名美股交易员。理想中，周末股市闭盘，他好歹能回归正常生活。现实是，周末一旦安排外出，他常常生物钟调不过来，一夜辗转反侧，第二天强打精神出门。

有一次，李衷和几个朋友去桂林游玩，前两夜无论如何睡不着，第三天，他脸色苍白、全身乏力、冷汗直冒。朋友担心他出事，下午4点就返回酒店，拉他买药。吃过药后睡意袭来，李衷瘫倒在床，终于睡着。但第二天起来，他竟开始不住地流鼻血，连返程飞机上的空姐都被惊吓了。

他和同上夜班的同事有过一次美好的旅行。他们每天晚间睡觉，第二天上午6点30出发。在旅游团的车上，别人抱怨起太早、没睡好的声音此起彼伏。他和朋友互相询问休息如何，却总会感叹“睡得香”“早上起来精神好”。

“晚上11点睡到早上6点，7个小时我会精神饱满。而清晨7点睡到晚上7点，12个小时，我却精神萎靡。”他说。

“白天睡多久都不如晚上睡舒服。”他总结。

四元四角，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夜班津贴

固定夜班尚且如此，倒班族的生物钟更混乱。有研究生物节律的专家建议“每个班别至少持续7～10天”，一周白班、一周夜班的“慢倒”，有利身体健康。

在迪拜做酒店前台工作的张贺即是“慢倒族”中的一员，在他眼里，熬夜和夜班是两个概念。前者只是身体得不到及时休息，而后者则是没有得到必要的休息。

夜班加速了张贺的老化。他原本就长得“着急”，夜班后“雪上加霜”。但也有意外之喜——客人常误以为他是前台经理，说话客气不少。

张贺不少同事因夜班而辞职或退出酒店行业。选择部门时，甚至有人因夜班而放弃心仪的前厅部。

他在泰国实习时的主管，是他印象中受夜班“戕害”最深的人。主管性格开朗，充满激情，但4年夜班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由于长期缺乏日照，浑身散发出一股阴气沉沉的气场，欠缺平常人的活力。

“别说这位长年夜班的经历，就是我上了短短几个月，在日照下都会觉得别扭，尽量避免白天出来活动。”

张贺是9小时工作制，上六休一。每当轮值夜班，白天一觉而过，休息日也在懒觉中度过，鲜有空闲和朋友聊天，朋友们常抱怨他失联一周，“活生生的宅男养成记”，这是夜班族群体的缩影。

“别说老同学，就是我们几个处得好的同事，想一起吃顿饭，都协调了两个月——同事之间的倒班时间也不一致。”张肆说。

他工作的工厂全年无休，员工过年回家都要“排号”，一般六七年才能轮上一次。

每逢周末，他禁不住孩子闹腾，答应外出，但本周自己当值，只能和领导申请换班。想到之后要连续上好几天班，张肆十分纠结。

更让他心里不舒服的是，倒班3年后，他恍然发现，自己社交能力下降了。

去工商局办事，一向对政务拿手的他，却连必需的文件材料也忘带了。以往办事前他会电话咨询清楚，但那时他愣是没想起这茬来，丢三落四，白跑了好几趟。

而且，和人打交道时，简单几句话，他“嗯嗯啊啊”好久，不知如何说出口。好不容易组织好语言，说话时还带着口吃。用他的话说，“不仅是嘴巴跟不上脑子，脑子也跟不上”。

这让张肆感到自卑。他大学时是各类文艺活动主持人，对与人打交道可是“相当自信的”。

他话锋一转，“相较社交能力退化带来的挫败，我更害怕因此而畏惧社交的状态。所以即使不舒服，我也要逼迫自己出去社交。”

他逼迫自己社交的方式是不断尝试副业。

张肆所在的工厂“四班两倒”，工作两天休息两天。看似充裕的休息时间让不少同事开始涉足副业。张肆也不例外，他先后尝试过经营电子产品、汽车团购、淘宝女装和婴儿游泳馆，但都以失败告终。

究其原因在于精力不允许。

张肆经营淘宝女装时，为了不错过生意，白天睡觉时也不敢下线。手抱电脑躺在床上，消息一会弹出一条，几个回合下来，买家不买了!眼睛闭上没一会，“嘟嘟”声又响，这次是一笔2000元的大生意，成交了!他当然高兴，但根本没法休息，成天精神恍惚，不到半年就放弃了。

过去他爱户外、喜欢旅行，但倒班后几乎每天窝在家，朋友聚会也懒得去。他羞于提及自己的工作，“倒班的工作主要在维持社会基本运转，很少有建设性。”

别人问起，“你怎么晚上也要上班啊?”张肆随口一答：“我是干夜场的。”

谷明的同事常笑20岁便入工厂。夜班初期他经常犯困，曾在制备脱硫浆液时睡着，被领导给了警告，自此不敢大意。

他曾试着在上夜班时集中精力，不想下班后往往收不回力，睡不着。后来，他逐渐摸索出一种“蔫”的工作状态：既不十分清醒，也不至于睡着，“挂在椅子上”，听候指令。

工作中“蔫”的状态带进了生活里。他发现自己“做不动事儿”。“看书不想、运动不想、打扫屋子不想”，最常见的状态是瘫在椅子上，心想“让世界静止吧”。有时他也批判自己“懒到人神共愤了”。

他的同事觉得，倒班族的付出和回报不对等，“挣这点钱都不够以后看病”。

目前，国内多地的夜班津贴标准仍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比如上海目前执行的夜班津贴制标准定于1995年。1995年上海最低工资标准是270元，2019年已涨到2480元，但夜班津贴标准始终停留在1995年：“从事夜间连续工作十二小时的，夜间津贴标准调整为四元四角。”4.4元，还不够下班路上吃一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