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西北固原农村的高治晓，戴着头盔口罩，一身黄衣跨在电动车上，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今年3月疫情特刊的封面。高治晓吸引这本国际大刊目光的原因，是“当世界停止时”，他与300万名外卖同行一起，仍驰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支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配送员们为躲避新冠病毒，却在要求带薪休假。

今年32岁的高治晓在做骑手之前，已“京漂”多年，先后从事过餐饮、商场导购、保安、快递等多个职业。在最近的一次创业开餐馆失败后，又做起了外卖员。促使高治晓们不懈奔波的，是中国外卖业的全球最高订单量。

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总量累计达到635.2亿件，业务收入达到7497.8亿元，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在同为“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末端生态里，餐饮外卖行业发展更为迅速，2019年产业规模已达6536亿元，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

疫情进一步加速了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从今年1月下旬至今，美团与饿了么累计新增的超200万外卖骑手中，有近三成来自制造业工人，有超八成是40岁以下青年。二三十年前，“去沿海地区工厂打工”还是内地无数待业青年的第一选择，如今，到大城市送快递、送外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项。

中国急速壮大的快递外卖业，如同一块迅速膨胀的海绵，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曾经忙碌在工厂层层流水线上的“打工仔”们，创造了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如今奔驰在城市毛细血管般配送线上的各路骑手们，也被看作中国新兴的电子商务经济引领全球潮流的标志之一。但从本质而言，这一劳动力群体的转移，实质上是从过去的低端加工制造业转入到服务业中同样相对低端的快递外卖行业。

时代的风口

今年4月，22岁的苗森终于鼓起勇气，辞去了父母托关系才为他找到的工厂装卸工人的工作，他跟着老乡离开河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期望以外卖员的身份开启“月入过万”的新生活。

苗森高中肄业后进了工厂，多年不变的3000元月薪令他在同龄人里无可夸耀。在苗森身边，已经有越来越多与他年龄、经历相仿的年轻人，放弃了父辈农民、工人的职业道路，去做快递员、外卖员。那些先入行的兄弟们告诉苗森，一个月送外卖挣个万儿八千很正常。

进入工厂曾是一代人的梦想。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号角响遍中国大地，曾经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下子有了新的人生盼头：进城打工。

这是中国的第一批农民工，也是中国“制造工厂”时代的主力军。他们浩浩荡荡奔涌入城，进入各种铸造厂、纺织厂、装配流水线、建筑工地，人人以进厂当工人为荣，努力扮演着巨大工业机器中的无数“螺丝钉”，撑起了广东、福建、江浙等省份制造业的半壁江山。

以制造业强市广州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76年流入广州的民工尚不足两万人。自1980年起，进城务工农民开始迅猛增长，1987年已猛增至45万人。那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到198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1.2亿左右。广东、福建、江浙等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农民工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

“在上一代人眼里，进厂子打工就是一个好工作。”在苗森看来，他们这代人与父辈的职业选择已经完全不同了。转行之前，苗森曾在河北承德一家机械工厂做装卸工人，这是一份亲戚托人帮忙才得到的工作。

苗森的父亲曾外出打工，母亲在家务农，父母都是小学文化。在今年疫情影响到工厂开工之前，家里人一直坚持不允许他换工作，父母相信工厂工作的稳定性，对快递、外卖等“不懂的”行业有天然的排斥感。今年4月，苗森辞去工作去北京做外卖员，是他和家里多次沟通失败后，先斩后奏的结果。

时移事易。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再愿意遵循父辈的工人职业路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84%。虽然农民工的总量仍在逐年增长，但无论是农民工占整个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比例，还是占农民工总量的比例，均呈现下降趋势。

2006年~2014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从26岁一路升高至34岁。相比父辈，新一代农民工基本具备初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父辈普遍的小学初中文化。更高的文化程度拔高了职业选择标准，相比枯燥重复的流水线工人，近十年间迅速发展的生活服务业中的新兴岗位，正在成为他们更青睐的新去处。

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大城市和新兴行业，但普遍的初高中文化水平尚不足以支撑他们走上互联网行业中的核心岗位，而互联网产业生态中新兴的大量基础性、边缘性岗位，成了他们中多数人的职业选择。快递与外卖行业正是这样的典型。互联网生态的扩张，把中国的快递业和外卖业送上了发展的高速路。

2000年前后，中国民营快递业一起步就有了迅猛增长。到2005年之后，电子商务进入高速发展期，网购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再次带动了民营快递业的狂飙猛进。这一年，网购零售带来的快递业务量占到了快递总业务量的一半以上，自此，快递逐渐成为电商服务的重要环节。

到2010年前后，中国快递业已初步形成EMS、顺丰、京东、“四通一达”等巨头并立的格局。在电商助力下，2014年，中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00亿件，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此后仍保持每年100亿件增长的超高发展速度，至今已连续六年牢牢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这一时期，餐饮外卖行业开始萌发，并以惊人速度搭建起庞大的产业生态。2011年，成立三年的校园软件“饿了么”获得了第一笔百万美元的投资;2013年和2014年，美团外卖与百度外卖相继成立。自此，中国外卖业以每年新增用户过亿的速度迅速膨胀，并在2017年确立美团与饿了么的双寡头格局。2019年，中国餐饮外卖产业规模达到6536亿元，消费者规模约4.6亿人，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

“现在的就业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者章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1980年代末，中国非技术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而2004年之后，中国青年农民工数量不断减少，且越年轻的农民工减少得越多。农民工总体上供求平衡，但青年农民工已供不应求。”

无论制造业还是生活服务业，4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都是最受欢迎的劳动力。而如今，工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落后于快递、外卖等新兴服务业。在各大招聘网站上，大多数工厂招工的年龄限制仍卡在20～40岁之间，薪资范围一般都在4000～7000元，包吃包住，轮休制居多。可招聘启事挂了一段时间，工厂老板们发现，这个年龄段的人不好招，这些人更愿意加入到快递、外卖等新兴行业的大军中，用更自由的时间换取7000元以上的月薪。

美团外卖和饿了么数据显示，2019年，在美团外卖的400万名骑手中，20～40岁年龄段骑手占比高达83.7%。在饿了么的300万名骑手中，平均年龄31岁，90后占比约为47%。

在1998年出生的苗森看来，工厂工人和外卖员的工作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此前，苗森在一个郊区的机械工厂做装卸工，厂房和宿舍在一起。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跟着来回运送的货车装卸，有时也在车间里帮忙做包装、搬运之类的活儿，老板说是“上六休一”，但忙起来也会连续加班。

“每天都待在厂子里，搬东西很累，还要被呼来喝去的。”苗森直言，“我们这个年纪的，谁会喜欢这样的工作呢?钱又不多。”相比之下，骑手工作看起来具有“时间自由”“多劳多得”的优点，这对曾经工作定薪不定时的苗森来说，有很大吸引力。

收入，是影响就业意愿的最大因素。《2018年送餐员就业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外卖骑手平均月薪为7750元左右，在需求最旺盛的杭州，骑手平均薪资达9121元。

而在传统制造业工厂则是另一番景象。企业主不会拿出动辄七八千元的工资成本去招聘大量普通工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0494元，绝对薪资不及快递外卖员群体。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给制造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了27.4%。在疫情的冲击下，许多工厂的营收效益大幅下滑，再提高人力成本并不现实。

“农民工大量流向服务业，应该怪制造业工资太低。”章铮直言，“农民工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方。制造业企业为了降成本，当然希望工资越低越好。但农民工同时又是消费品和商品房市场上的需求方。如果希望通过农民工城镇化、市民化来扩大有关市场的需求，首先就得解决农民工收入太低、没有经济能力进城的问题。”

机器人将人挤出车间

年轻一代不再青睐工厂，除了薪酬、个人就业意愿层面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制造业工厂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的日益完善，则从根本上削减了工厂对普通工人的用工需求。

在服装加工厂密集的广东省东莞市，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几乎成了大型加工厂的厂房标配，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加工厂也大多以自动化设备替代了人工的包装、切缝等流程化环节。

“现在我们的工厂生产线已基本实现全自动化，每年能省下20%左右的人力成本。”知名内衣品牌都市丽人集团人力资源副总裁潘纪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服装生产线上，裁剪、缝制、检测、物流、标准零部件装配等主要环节，基本都可以实现自动化，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潘纪刚坦言，添置自动化设备的动力，正是近年来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一线工人的用工成本几乎以每年10%～45%的幅度在增长，加之一线工人流动性大，不稳定，培训时间、熟练度也会影响企业的人力成本。”

服装纺织业的自动化是制造业生产变革的一个缩影。在“代工大王”富士康集团，近十年营收总体上涨，全球员工总数却从高峰时期的120万人一路锐减至66万人。在汽车制造业，号称中国最先进制造业工厂的上海通用金桥工厂，由十几名技术员操控的386台机器人替代了从前的大批一线工人，每天能合作生产80台凯迪拉克汽车。

牛津经济研究院在2019年6月发布的报告《机器人如何改变世界》中指出，新安装一个机器人将会削减1.6个岗位，到2030年，全球制造业就业将因此减少2000万。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面临的劳动力替代性压力可能更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屈小博在《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20》中提到，根据课题组对国内2000家企业的调研，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制造业普通劳动力岗位的替代率为19.6%。

技术迭代下，外卖员成了国内制造业工人转行的主要选择之一，工人转行的外卖员成了行业主流。数据显示，在饿了么300万名骑手中，有15%的外卖骑手是工人转型，占比最高。美团外卖在疫情期间新增的100万外卖骑手中，有27.2%来自制造业企业，也占比最高。

面对此景，“玻璃大王”曹德旺曾炮轰：“当下年轻人宁愿去做物业保安，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去工厂了，这是目前国内制造业的困境，年轻人不能老是去送外卖!”

潘纪刚也发现，虽然普工的“用工荒”几乎不再，但对口高级技工依然稀缺，尤其是一些专业高级技师，市场薪资已经开到了万元以上，依然应者寥寥。

从事外卖近两年的33岁外卖员陈斌，曾是河北保定一家汽车工厂的喷漆工人。他不是科班出身，最早由师傅带入行，后来进了汽车厂，工作四年后，一个月工资从3500元涨到了5000元左右。

“工资涨得慢，钱不够用。”2018年7月，陈斌来北京当外卖员，每月到手收入一度维持在8000元～10000元之间，他很满意，“这相当于我们当地一家4S店高级汽修技师的收入了。”

持有国家一级证书的高级汽车机电维修技师曾是陈斌眼中的高薪工作。但由于理论知识、技能证书、工作经验的门槛，初中文化的陈斌并未选择这条路。今年复工以来，陈斌送外卖的收入再没有回到从前的高峰期。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开始形成压力，陈斌萌生了一丝回乡的念头，“回去就是继续做工，但还是要学技术。身上有技术，才不愁吃饭。”

实际上，制造业普工易招、高级技工稀缺的局面存在已久。在劳动力市场上，求人倍率指的是在一个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以制造业大省江苏为例，近年该省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的水平。这意味着，平均1位高级技工有2个以上岗位可挑选，远高于普通岗位约1的求人倍率。“如今高级技工紧缺现象已逐步从东部沿海扩散至中西部地区，从季节性演变为经常性，供需矛盾突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文凯对此表示。

受疫情影响，今年劳动力市场需求下降明显。但高技能人才依然短缺。人社部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相关数据显示，尽管受季节性因素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影响，市场用人需求和求职人员数量同比收缩，但各技术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2.0。

在技术性失业浪潮后，未来的就业门槛将提高，知识型、技能型劳动力将成为主流。“2010年以前，只要是个劳动力就能找到工作。但今后不会了，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需求会越来越小。”屈小博直言，“今后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知识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和劳动密集型岗位的收入差距也会进一步拉大。”

尽管如此，不管企业如何为“技工荒”而头疼，社会各界如何呼吁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收入相对较高的技工，即使是高级技工，也依旧很难成为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项。从一个基层劳动者的角度看，在大致相当的薪资区间下，相比能快速入行的快递外卖员，花费更高的培养成本、冒着更大风险去学习高级技工，则显得投入产出比更低。

虽然企业愿意在工资福利上向高级技工“多支付一些”，甚至愿意高价到劳动力市场上去挖人。“但企业招聘这样的高薪技工也是有前提条件的。”章铮指出，一言以蔽之，企业追求“灵活用工”，技工追求职业稳定。

由于高级技工所学技术通常是专用于某一行业、某一工种，技术层次越高，技术的专用性往往也越强。技工如果改行，他经多年学习和工作所掌握的技能会全部或大部分报废。因此，在决定是否学习某一门技术时，对口工作的待遇和稳定性就成了他们考虑的关键因素。以智能手机屏幕的打磨抛光工作为例。过去，手机屏幕玻璃的打磨抛光需要工人来做，这一技能需要至少三年的学习培养，才能达到高级技工水平。但随着智能终端的需求爆发，自动化手机屏幕玻璃精雕机开始在面板生产行业中普及，迅速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打磨岗位。

章铮还对高级技工的培养成本进行过估算，结论是：即使上技校的学费由政府全额补贴，农民工要想把因上技校少挣的钱赚回来，技校毕业后至少需要从事本行工作8~10年。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技校招生数量在增加，但技校毕业生“毕业即改行”的数量也在增加。“漏桶打水，其后果就是技工始终不够用。”章铮说。

“实际上，机器对人的替代不意味着完全的岗位损失。”屈小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技术会替代一部分传统低技能工作岗位，也会创造出一批人机协作等新技术岗位。以格力集团在2018年的大规模转岗培训为例，对岗位被替代的工人进行再培训、上新岗，可以实现既不大规模裁员，又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如果企业一方面要求员工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花大力气对技工进行在职培训，并向技工提供长期稳定的本行工作岗位。工作稳定、收入不低，员工留不住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章铮直言，“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制造业企业都能走上这条路。”

“整体上看，中国制造业的年轻劳动力就业确实在萎缩，新经济下的新兴服务业更受年轻人的青睐。”孙文凯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方面是收入差距正在拉大，另一方面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更重视工作性价比、岗位尊重、工作环境等因素，工厂要想留住年轻人，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提升。”

外卖员的未来在哪里

转行两个月间，作为外卖新手的苗森并没有拿到传说中“月入过万”的收入。他眼看着外卖站点的外卖员越来越多，可一个人每天接到的单子却越来越少。

苗森从站点里其他资深外卖员的交谈中意识到，今年新增的骑手队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壮大。疫情冲击下，几乎无门槛的外卖行业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送外卖，成了现下许多失业和待业青年门槛最低、赚钱最快的临时职业选择。

“人多单子少，根本不够分的。”苗森很无奈，“5月份订单量刚涨起来，又新来了很多兼职外卖员，他们下班时间来跑是多一份收入，可我们全职的就只能靠这个，很多资深外卖员收入也没回到去年的水平。”

另一方面，疫情期间大幅下滑的订单量，也影响了外卖员的薪资。美团2020年一季度财报显示，受线下门店停业及小区封闭影响，美团一季度餐饮外卖收入同比减少11.4%，外卖订单量日均下跌18.2%，总订单量同比下滑46%。到了5月上旬，外卖订单量虽已恢复至疫情前的90%，但在6月中旬出现第二波疫情之后，北京多个地区的订单量又出现大幅下滑。

僧多粥少的局面下，选择将外卖员作为兼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平台数据显示，在美团外卖骑手中，有近六成骑手每天配送时间小于4小时;在饿了么骑手中，有56%的骑手有第二职业。

从表面上看，快递外卖行业的收入水平不低，但高工资实际来自高强度的超时加班。社科院一项针对快递员群体的调查报告指出，近一半的快递员每天工作10至12小时，如果以小时工资为标准，则快递员月均4859元的收入，时薪仅有23.9元，与人社部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差不多。而外卖员的收入则已经是配送从业人员中的最高水平。

但事实上，外卖员的薪资完全依赖于工作量，多劳多得。平均一单5～8元不等的抽成所构成的收入，看似到手收入比较高，却是因为少了社会保险的各项缴费。“我们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只能多赚点算点，为以后早做打算。”一位37岁的女外卖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很多全职外卖员，也在等待接单的空隙做一些微商、刷好评之类的网络兼职。

“外卖员属于平台型就业，因为逃避了社保缴费，才变相增加了到手收入。” 屈小博指出，“目前外卖员仍然不是一个稳定长期的工作，有很高的流动性，很难进入正规社会保险体系中，且外卖平台一般只提供商业意外保险。这样的收入结构决定了外卖员并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

社科院报告指出，因投诉纠纷、缺少保障及职业发展等问题，很多青年并不把快递配送作为一份长久工作。从业不足一年者占39%，一至两年占31.2%，两至三年占12.1%，五至六年占5.9%，七年以上为11.9%，短期从业特征明显。

此外，年龄、收入水平、婚育情况、身体健康情况等也对快递外卖员的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在章铮看来，快递外卖业的竞争正在趋于饱和，平台激励下降，薪资正在进入常态化，“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快递外卖员的高薪资一定来自多劳多得”。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王艺璇在一篇针对城市快递小哥的调查中指出，快递小哥在城市中不仅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也过早地忍受着胃病、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痛等“职业病”。

职业流动和返乡是这个群体改善现状的主要渠道。但在如今人力资本的限制下，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缺乏专业技能的快递外卖员们，很难找到快递行业之外的工作。在王艺璇课题组的调研中，有将近68%的快递小哥会工作几年后选择返乡创业。

在33岁已经成家的外卖员陈斌看来，返乡是最后一条路，但也是最现实的一条路。“像我只有初中文化的人，没有城里的公司会要我。”言语间，陈斌的无奈与心酸尽显。

“返乡回流会是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的选择。”章铮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快递外卖员的劳动量非常大，职业声望又比较低，加之工作的投诉率高，社会认同度低，是典型城市融入度不高的群体，工作一段时间后返乡是大概率的选择。”

不过，时至今日，机器虽然已经替代了工厂流水线上的基础岗位，但并未能完全替代快递外卖配送线上的基础岗位。从快递物流到外卖跑腿，智能机器只控制了仓储分流环节，在配送线上的“最后一公里”，在面对面的服务环节，依然需要依赖人工。因此，章铮认为，“尽管快递外卖员从事的是服务业中的基础岗位，但在未来十年内，这类岗位还难以被机器替代。随着电商和线上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快递外卖业的人力需求仍然会持续增长。”

目前，第二产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2019年，美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81%，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为53.9%，相当于美国1947年前后的水平。相比之下，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更为发达，以金融、信息技术、房地产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增长支柱。中国则是住宿餐饮、居民服务、文化娱乐等消费性服务业占据主体地位，科技型服务占比较低。与美国相比，中国消费性服务业的劳动密集型属性更强，单位劳动生产效率更低。

“中国服务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岗位。包括快递外卖等在内的中国新兴服务业，其线上化新经济形势带来了灵活用工、共享经济等新模式，确实增加了几百万的就业规模。疫情则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文凯指出。

“未来，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份额将继续稳步提升，潜在增长空间较大。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孙文凯表示，但一个残酷的现实将是，“服务业中的高端知识型岗位和低端劳动密集型岗位之间，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

快递员外卖员的明天在哪里?对于疫情期间新增的超过200万的外卖骑手而言，趁着外卖行业正在复苏，让手里尽量多一些现金流，攒一些钱回乡，或许就是眼下最实在的生存之道。

“我现在虽然没有月入过万，至少也比以前在厂子里多一点。”谈及未来，22岁的苗森还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他的目标也和带他入行的老乡一致：“先干着，攒点钱，以后回老家开个小店。”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苗森、陈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