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发银行设在湖南长沙的3家社区支行以及设立在四川西昌的1家社区支行正式退出运营，民生银行一天之内有9家社区支行退出运营。刚刚进入7月份，各银行已经有19家社区支行正式关停。

被称为“楼下金融便利店”的社区支行，一度作为各股份行的重点“培养对象”出现在大家面前，可就在大多数人都没有搞清楚社区支行和社区银行的差别时，如今围绕它的话题已经无奈地以“又要关停一批”来展开。

社区支行“进少离多”

今年以来，社区支行关停趋势明显，总体呈现“进少离多”。银保监会统计显示，截至7月5日，今年共有270家银行社区支行开业，然而却有358家社区支行正式被批准关停。

每当社区支行被关停的讨论四起，所谓“社区银行关停潮”的消息就来“蹭热度”。多位银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市场理解颇有偏差。

社区支行是一家银行整体布局中铺设的独特的“毛细血管”网点;社区银行则是服务某一区域的独立法人机构，类似于人体中具有一定功能的“器官”，有着自己一套组织体系和网点布局。泛泛而言，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都属于社区银行的概念。前者是一个物理网点，后者是一个抽象概念。

社区支行的概念源于2013年原银监会的发文《关于中小商业银行设立社区支行、小微支行有关事项的通知》。与一般支行不同，社区支行和小微支行的主要特点是不办理对公业务，单户授信余额不超过500万元。目前，全国持牌的社区支行有5700多家。

推出之初，社区支行将自身定位为服务社区居民的简易型银行网点，被形象地形容为24小时便利店式的“楼下金融”，意在打通金融“最后一公里”。

彼时，股份行一片欢呼雀跃，民生银行甚至抛出了建设1万家“金融便利店”的豪言。随后，浦发银行等股份行积极投入到铺设社区支行的大潮中。一时间，社区支行如雨后春笋。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在银行发起社区支行最热闹的2015年和2016年，正式拿到许可证的社区支行分别为1755家和1016家。

但在互联网金融等多重浪潮的作用下，社区支行建设速度骤减。2017年获得许可的社区支行数量直降到597家，2018年全年也仅有492家社区支行拿到许可证。

同时，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有社区支行退出运营，当年就退出了216家。2018年，又有813家关停，并引发了社区支行频关停现象的讨论。据统计，到今天为止，共有1300多家社区支行退出运营。

社区支行为何退潮

短短几年，当年的百舸争流变成了如今的急流勇退。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认为，一些股份行裁撤社区支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前期建设上采取了冒进策略，在设立社区支行、小微支行方面未经严格论证，脱离了业务发展实际，造成了“供大于求”的情况。

同时，部分地区的社区支行在近两年互联网的猛烈冲击下节节败退。“社区支行、小微支行面临的困境，本质上与时代发展趋势有些背离，还在用固有的物理网点思维去解决客户‘最后一公里’问题，包括现在的智能化网点转型其实还是在固有的思维里打转。”董希淼认为，社区支行应该纳入全行渠道战略统一考量。

从地区差异化发展看，不同地区的社区支行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中，北京地区社区支行的关停数量较多，今年以来银保监系统批复同意了40余家社区支行终止营业。

一般而言，为了节约人力成本，这些一线大城市的社区支行并不配备现金柜台，并不能有效发挥与小区居民的人情黏合作用。同时，由于移动端金融的普及，人们在手机端即可完成网点智能设备提供的种种业务办理。

与股份行大手笔建设社区支行又大刀阔斧撤销的动作不同，一些区域银行的社区支行则比较谨慎。例如，浙江台州某城商行的社区支行数量虽然不多，但均升级了系统，除了智能设备，还开设了现金柜台。

“因为乡镇片区的很多客户不会用手机办理业务，他们还是偏向于到物理银行柜面办理现金存取。”上述城商行相关人士透露，增加客户黏度当然是要投入成本的，小微专营支行和社区支行要提供现金柜台至少需要配备5个柜面人员。

“一线城市的社区支行确实不好做。”这样的认知对业内人士几乎算是常识：增加现金柜台即增加人力成本，不增加柜台则网点智能设备形同鸡肋，而且设备、网点租金成本可是“一分钱都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