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身处竞争环境中，国家亦然。如何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占据主动，而避免在竞争中落败，不仅是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各界都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如何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首要在于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而当下的中国，恰恰已经到了趋势拐点期。

今年发生的以乐视网、万达集团、安邦保险等明星企业为代表的大企业危机，不仅是企业自身的问题，还反映出大环境的变迁。在《大企业危机反思录》的前面两篇中，我们重点谈了对企业家的价值观和金融机构的反思，本文则探讨一下政府治理以及社会整体发展趋势。

法治带来稳定，法治化的经济治理，是降低企业失败风险的深层次因素，也是保障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作为全会主题，体现出高层对法治重要性的认知，其推进程度无疑会对社会经济运行产生深远影响。

法治化程度与企业治理水平有相关关系。乐视网曾以百亿级别的规模挪用投资人和关联企业的资金，宝能系、安邦保险运营不透明、手法强悍，这既是企业治理问题，也反映出社会法治化程度还不够深。治理水平不理想，企业失败的可能性无疑随之提升。例如山水水泥并购接管案，本来只是一个常见的同行业并购，最后闹到并购方无法接管、各方矛盾突出的程度，经济交易成本之高令人瞠目。如果并购方接管失败，这一大败局无疑应归咎于法治短板，而不能归咎于企业家的经营能力。此外，除了日常运行中的法治，经济政策的稳定性、法治化也同样有助于降低企业运营风险。

从国家整体层面来说，法治水平是构成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这一点已经被近代史反复证明——法治之国对人治之国摧枯拉朽，在军事领域、经济领域都有相同的表现。随着时代发展，法治的重要性日益超过其他要素(诸如自然资源等)，在人和资金都可以流动的时代，缺乏法治的地方必然逐步荒漠化。当前，中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正处于关键的爬升阶段，中央多次强调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性，这对保障国家经济竞争力无疑具有根本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拐点，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和政府管理经验，来适应这个新趋势。这个新趋势就是本报日前刊发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由于人口总量即将开始减少(即便采取积极性人口政策)，我国将会在五到十年后进入一个“收缩型社会”，整个社会经济总体进入增速收缩阶段——日本和欧洲已有前兆，经济低迷只是侧面反映之一。

如何应对收缩型社会，政府要重新定位，企业要重新思考战略方向。概而言之，中国社会需要从习惯于扩张型转为适应收缩型，无论是个人、家庭、企业机构，还是政府，都应该有这样的转型意识。

过去40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劲的扩张期，但这一增速已现拐点。对于企业和机构来说，面对收缩型社会，推行扩张战略必须谨慎。基础消费领域例如啤酒、卫生纸、方便面类别，可能即将进入绝对下降，大部分企业设想的提升，只能是结构性的而非整体性的。对各级政府来说，更要考虑收缩型社会的公共政策，不能再定位为致富带头人、经济驱动机的角色，而是需要做实公共服务，减少扩张，进入深耕细作。

大企业危机背后，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扩张冲动，现在高速扩张已是强弩之末，逻辑即将转换，需要新的思维和认知去适应它、把握它。对企业来说，先知先觉者生，后知后觉者被淘汰，大企业危机也许还将持续上演。对决策者来说，在中国经济准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如何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提高经济治理水平，重要性前所未有。所有这些，都需要以准确把握中国社会整体发展趋势为前提。(完)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