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据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邓伦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通过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偷逃个人所得税4765.82万元，其他少缴个人所得税1399.32万元。近年来，对于明星偷漏税行为的监管力度之大，从郑爽2019年至2020年未依法申报个人收入1.91亿元，偷税4526.96万元，其他少缴税款2652.07万元；到薇娅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6000万元,都可见端倪。

2021年至今，每有类似事件出现，不乏群众围观吃瓜，各种梗和金句频出。但若是这些看热闹的网友们知道这些顶流们偷逃的税，终将作为成本转嫁至每一个人头上时，他们还能笑得如此爽朗、开心吗？

由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会国际项目执行副总裁、加图智库研究员、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研究员、乔治･梅森大学人类研究院副院长汤姆·戈·帕尔默编著的《福利国家之后》一书，对福利国家及其历史、制度、影响等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

正如帕尔默在书中开篇的一阵见血：“如今的年轻人正在遭受抢劫。被抢的是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尊严和他们的未来。罪魁祸首是谁？是我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先辈们，他们创造出或是未能阻止这个肆虐全球的引擎，它驱动了我们称之为福利国家的盗窃、堕落、操纵和社会控制。”

作为经济和政治破产的代名词，现代希腊的制度性失败被称为“几乎是一场考验制度优劣的完美实验”，如雅典大学研究法哲学和制度理论的哈齐兹教授所言：“想从一国身上找到如此之多的，教科书级的制度缺陷、僵化和畸形，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希腊政府做到了。”

希腊也曾辉煌过。在1929年至1980这半个世纪里，希腊保持着5.2%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而同期的日本也不过是4.9%。而希腊这5.2%的平均经济增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实现的呢？1929年至1936年，“希腊充斥着各种激烈的政治斗争、短命的独夫政治。并在同化150多万小亚细亚难民的过程中遭遇了各种困难（难民数接近当时希腊人口的三分之一），随后，希腊又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一样，经历了右翼政权的统治。在二战中，希腊的伤亡人数占国家人口比例又是最高之一......

在作为第十个国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希腊的公共债务占GDP的28%，预算赤字低于GDP的3%，失业率大约在2%-3%左右。哈齐兹教授认为，希腊的转折点始于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十个月后，泛希腊社运党凭借“激进的民粹纲领上台”，而其短视的政策带来了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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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希腊社会运动党执行了毁灭性的经济政策：他们一手创建了不断膨胀且低效的福利国家，并对私人领域进行了令人窒息的干预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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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泛希腊社会运动党给希腊政治带来的影响更具破坏性。其政治成功导致希腊保守党派转型成了山寨版的泛希腊社会运动党。1981年至2009年，两党都开始推行民粹主义、裙带主义、国家主义、保护主义和家长政治的纲领，并将这一趋势保持至今。“结果，今日的希腊政治，集中体现在两党争相向选民许诺特权，鼓吹民粹福利主义，并推行掠夺性的国家政策。”

哈齐兹教授指出，政治开支对政客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因为“从短期来看，这些开支能够为他们买到选票，毕竟从长期来看，我们都难逃一死”。选民当然也喜欢这样的政府开支，对他们来说，这无异于天上掉下的馅饼，属于白捡的福利。但是选民没想到的，是这些开支“并非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他们自身。”

仅1996年至2009年，希腊公共部门的工资就已经增长了44%，且工龄达35年的男性有权在58岁时退休，并领取大量退休金。对于希腊的女性来说，如果有一位未成年的孩子，退休年龄是50岁。若想维持这样的政府开支，当然最需要保证的是其主要收入的稳定，即税收。

但希腊的税收是怎样的呢？哈齐兹教授以臭名昭著的“雅典游泳池”举例：在希腊，游泳池是财富的象征，因此希腊的税务部门将私人游泳池用于调查潜在的逃税行为。2009年，希腊全国仅有364户人家上报称自己家里有游泳池。然而根据卫星影像显示，仅仅雅典一座城市的私人游泳池数量，就高达16974个。“也就是说，仅有2.1%的游泳池所有者在诚实地报税”。

每个人都在争先恐后的享受福利，却又在各尽所能的偷逃税款，希腊的狂欢又怎能不结束？

说回顶流们。邓伦偷逃的6167万元，郑爽的7178万元以及薇娅的7.03亿元，对于我们的伤害有多大？《港湾商业观察》算了笔账。在北方某省会城市，在教育系统奉献了37年的郝老师，现退休金为一个月4700元。也就是说，三位顶流们仅仅在2019年至2020年偷逃的税，就够741个郝老师一样的退休老人领取20年的退休金。

众所周知，政府运作养老金项目的做法是收取在职职工的钱，并将之用于支付给退休者。对三位顶流来说，足够741个老人生活20年的金钱数字仅仅是他们2019年至2020年偷逃的税。那对于普通老百姓的你我来说，倘若他们逃脱监管法眼，未来这741个人的缺口，终要由谁承担？诺丁汉大学教授理查德-迪士尼曾给出一个可供参考的数字：“若使当前社会福利政策保持原样，欧洲国家必须将税收提升GDP的5%-15%来保持收支平衡。”注意，是GDP的5%至15%，而不是税收的5%至15%。

虽然希腊与我们在方方面面相去甚远，但邓伦们偷逃税之金额庞大，也足以为我们提个醒。从近年来监管对于税收的大力彻查，也足以使民众大为放心，“雅典游泳池”之乱象绝不会在这片土地再现。另一方面，也正如我国经济学巨擘张五常先生评价此书所讲：“相比起来，中国拿得出来的是一个有厚度的古文化，以及13多亿刻苦耐劳的人口。怎可以学人家大搞福利经济呢？不自量力！要扶贫我同意。天生有缺陷或因意外而不能工作的人，我们要帮助。除此之外，扶贫只应该扶助他们自力更生。中国走自己的路，要想出自己的扶贫办法。”（港湾财经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