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服务贸易领域的龙头展会，此次服贸会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在线下举办的第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也是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唯一的国际性、国家级、综合型展会。

第三次解绑

服务贸易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现代化和经济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界定，服务贸易共有12大领域，包括商业服务、通信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金融服务、旅游及旅行相关服务、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健康与社会服务、教育服务、分销服务、环境服务及其他服务，此次服贸会这12大领域都涵盖在其中。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时代，服务需求旺盛。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突出亮点。2014年至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额年均增长7.8%，是货物贸易增速的2.2倍，是外贸整体增速的1.9倍;其间，我国服务贸易额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由6.3%提升至6.6%，成为推动全球服务进口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不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下降，但总体呈现趋稳态势。

9月3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就服务贸易发展和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筹备情况举行发布会。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司长冼国义在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呈现出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一是7月服务出口的增速由负转正。7月当月，我国服务出口增长3.3%，这是今年疫情发生以来第二次当月出口由负转正。我国也是3月份以来，全球主要服务贸易国中唯一增长的国家。

二是服务贸易逆差大幅减少。前7个月，我国服务出口降幅小于进口降幅21.4个百分点，带动整体的逆差下降49.4%至4488亿元，同比减少4384亿元。

三是结构进一步优化。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5万亿元人民币，逆势增长8.9%，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4%，提升了9.7个百分点，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了56.2%。

危中有机。疫情催生了一些新的服务贸易方式和服务贸易业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疫情推动了跨境交付方式的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服务贸易提供者与被提供者空间上的分离被瑞士经济学家鲍德温称为“第三次解绑”，这是推动形成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因素。

高质量发展

目前，中国服务成为稳外贸稳外资的重要力量，服务贸易发展潜力不断释放。未来，如何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将继续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崔凡表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是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

“预计2025年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将为60%。2014年-2019年，服务贸易增速是货物贸易的两倍。服务贸易各领域，无论是传统服务贸易例如旅游，还是新型服务贸易，都有很大发展空间。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将是增速最快的领域。服务贸易的提供经常是通过人、资本、数据等要素流动实现的。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是实现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数字贸易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世界经贸格局。

8月14日，商务部对外发布《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下称《方案》)指出，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完善数字贸易政策，优化数字贸易包容审慎监管，探索数字贸易管理和促进制度。

据冼国义介绍，数字贸易、版权交易、在线教育等新兴服务出口成为新增长点。顺应新形势下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国家层面将在试点平台上大力推进数字服务、版权服务、医药研发、检验检测、在线教育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特别是在数字贸易领域，重点探索数据流动与监管的创新和开放，部署了一些政策措施，如探索跨境数据流动分类监管模式、开展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开展数字营商环境问题研究、组建国家数字贸易专家工作组等。

数字贸易将成服务出口新增长点，崔凡表示，科技发展是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应该加速5G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市场化，加强新基建建设，从而使得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早日广泛应用与生产和生活。

进一步开放

随着制造业对外开放日益成熟，服务业已成为中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焦点。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扩大开放，近期商务部对外发布《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推动取消或放宽对服务贸易限制措施。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提出要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9月3日，冼国义透露，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是中国推进服务领域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探索，目前商务部正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相关工作，将于年底前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在当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冼国义说，目前我国服务需求非常旺盛，服务进口增长较快。未来将继续扩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进口更多优质服务，同时积极扩大服务出口，推动中国的优质服务走出去，提升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服务贸易成为外贸新引擎，在进一步开放的趋势下，中国服务贸易可能面临的挑战在哪里?

崔凡表示，除了外商投资服务业的限制在不断放松以外，我国也在酝酿通过放松跨境服务贸易壁垒，推动服务贸易开放。跨境服务贸易的监管难度比商业存在的监管难度更大，对境外提供者的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方面的监管成本高。世贸组织国内监管的相关规则缺失。这给监管造成一定的困难。今后，我们需要在管主体、管资金和管数据三个渠道来进行有效监管。